一部写给当下与未来的历史剧从我们的荆轲看莫(2)

二、“戚而能谐，婉而多讽”的悲喜剧

经常有学者和观众对《我们的荆轲》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充满了疑惑，觉得它又有悲剧因素，又有喜剧因素。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。莫言认为自己的历史剧是正剧，或“古希腊概念的悲剧”[9]。笔者认为，它含有比古希腊悲剧更为丰富的戏剧内涵样态，是一部滑稽与崇高混合的悲喜剧。这种风格曾被鲁迅描述为“戚而能谐，婉而多讽”。

马克思曾说：“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，可以说都出现两次。……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，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。”[10]这种从悲剧向喜剧的转变，被黑格尔称为“历史的讽刺”。《我们的荆轲》用滑稽、反讽的手法重塑人物和情境，解构历史，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。到处拜见前辈的荆轲、大唱“没有亲戚当大官，没有兄弟做大款，没有哥们是大腕，要想出名难上难，咱只好醉生梦死度华年”的高渐离、在荆轲“豪宅”中跑步减肥的秦舞阳、受不住出名诱惑刺太子丹不成落荒而逃的狗屠……就连悲剧性人物田光都因略显浮夸的表演而呈现出喜剧色彩，而所有讽刺所指向的人性都是悲哀的。讽刺之余，与严肃庄重的历史、历史人物之“隔”，这种反差本身就会造成一种喜剧效果。莫言赋予历史人物更为真实丰富的人性，而这种真实又同时制造出悲剧。

莫言在剧本里显现的对“戏剧性”的观念与兴趣，比起虚构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偶然巧合的“外部戏剧性”，注重在“内在性戏剧性”，即对人物行动的动机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上，这就是莫言所说的“往灵魂深处写”。荆轲的身上完美地凸显了“滑稽与崇高”的戏剧性相融。荆轲的性格里似“文人”[11]一般善思考的忧郁的气息使他的行动逐渐脱离和超越了“刺秦”本身，而内化和升华到 “寻找”刺秦的真正理由。《我们的荆轲》的高潮并非是紧张短促的“第十节刺秦”，那只是荆轲“为了可敬的看客的一场表演”，而此剧的“第九节壮别”中富含哲理的“高人论”——荆轲独白才是核心高潮段落。荆轲在已知结局，生命即将消逝之际，于易水河畔迟迟不肯开拔，发出了对苍天大地和对自己的最终拷问。那个遥不可及的“高人”是他心中完美的“人”的化身，他精神内在的“崇高”爆发了，这意味着荆轲于苦难中对自身的反省和超越，代表着他的觉醒和成长，这也是古希腊悲剧英雄的精髓所在。刘再复在《论悲喜剧性格的二重组合》中认为“普罗米修斯式”的悲剧英雄的崇高是伟大而刚强的，它不在于形式上的巨大，而在于精神的伟大，它能够“显现出一种内心的精神优势，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和较强大的精神力量或较优秀的精神品质，并使人因此而消除鄙吝之心，这种力就带有伟大性，就是崇高”[12]。这种“崇高”不在于结局，而在于过程，哪怕是一瞬间的闪现，就像莫言所说“他没有等到来自他力的拯救，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。这种觉醒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歌颂的”。

“开弓没有回头箭/扁舟欲行兮心茫然/心茫然兮仰天叹/雁阵声声泪潸然/知我心者在何处/乱我意者是婵娟/平生无爱兮悔之晚/头颅早白兮叹流年/风萧萧兮易水寒/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莫言在我们熟悉的《易水歌》前添加了几句，形成了一种与大义凛然的悲壮所不同的深沉雄健感。“悲”的原因和意义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荆轲完成了对自我的否定、质疑、拷问和救赎，体现出一种“崇高”，而且能与滑稽幽默形成人物的双重性，且相互交融转化。这样的人物有着较以往形象彻底的突破，并上升到了新的美学层面，整部剧本的历史观和思想性也达到了一般历史剧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
三、对“间离”和“戏中戏”的运用

在独特的历史观的关照下，莫言运用了“间离”和“戏中戏”的舞台表现手段，使形式、内容和主题完美地贴合在一起。在《我们的荆轲》开场，莫言就用简短的篇幅，迅速地建立起整部戏既传统又现代、既现实又虚幻的戏剧情境：

[屠狗坊中。

秦舞阳 （用现代时髦青年腔调）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首都剧场？否！两千三百多年前，这里是燕国的都城。

狗 屠 （停止剁肉）你应该说，两千三百多年前，这里是燕国都城里最有名的一家屠狗坊。

高渐离 （边击筑边用现代腔调唱着）没有亲戚当大官/ 没有兄弟做大款/ 没有哥们儿是大腕/ 要想出名难上难/ 咱只好醉生梦死度华年……

秦舞阳 我说老高，您就甭醉生梦死度华年了。打起精神来，好好演戏，这场戏演好了，没准儿你就出大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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